其他
许倬云：现代文明正在走入秋季，寒冬已经不远
在自由思想的基础上，开展了科学和技术改进。这两者，逐渐互相支持，终于汇为巨流，到今天，科技发展的潜力，还正在增长不已。 从技术的改进上，西方步入工业革命，将过去农业生产和作坊的手工业一改为大规模的集体生产。这一个生产模式，又必然牵扯到，如何取得大量的资源？以及如何开拓巨大的市场？于是，资本主义的经济，也就应运而生。在这个制度下，技术、劳力和资金，三合一的结构，不断拿人的生产力量，一波一波地推向新的高峰，而财富的累积，也随著不断地增长。
现代文明的另一个重大的特色，则是民主政体，在各处普遍地呈现为国家组织的基本型态。经过几次大革命，尤其是法国、英国和美国的几次大革命、将启蒙时代提出的人权观念，落实到民主政治。 “民主”两个字，正如同“科学”两个字，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，几乎有灵丹妙药的同义字；所谓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，自从五四以来，都被大家认为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。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后，几乎不再有真正的帝王；除了一些宗教性特强的国家以外，世界各地的国家，绝大多数都是以民主政治的面貌，建立其国家共同体。 虽然在近代中国的思想史上，“民主”高唱入云；我们一般的了解，只当作投票、选举就是民主。我们必须理解，民主政体的国家，象征的是国民以宪法，或者类似机制，用合约的方式建立一个共享主权的政治共同体。
这一个共同体，是一代一代的国民，用法律保障自己权益，也以自己的意志，经常地监督受委托行使治权的政府；国民也一代又一代，经过同样的合约机制，不断修正这共同体的权力结构和功能。理论上，任何经过合约建构的共同体，都可以经过参与者，也就是选民，改变其内涵和外延。 在这种定义下，近代文明的政治结构上的特色，却不免常常会面对两难的纠缠。一方面，任何国家的背后，都有一个民族的观念；而且“民族”，又隐含著种族或血缘的意义。
无论是种族或是血缘，乃是有预设定义的团体；于是，民族国家不免成为预设不容置疑的共同体，竟与国民合约造成的共同体之间，有难以调和的困难。
究竟国家大于国民？还是国民大于国家？身为签署共同体合约的国民，必须接受这个共同体的存在？还是有权力加以改变？如果改变的过程激烈，说不定又会影响共同体本身的稳定？甚至，颠覆和消灭了这个国家共同体？
这些，都是在近代历史上不断因为如此的纠缠，而产生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，和国与民之间的压制与反抗。
而现在，个人发展的自由空间，和国家公权力作为保障公平、公义的机制，两者之间，公权力是否能够或者是否应当，约束那些因为累积财富而拥有巨大社会权力的企业单位或个人？
理论上，既然每个人都应当享有在法律范围内，充分发挥其能力的机会和权利，谁可以约束这些有发展能力的单位和个人，限制他们发展的空间？今天美国两党政治对抗，其中重要的争执，就是国家公权力，应否干涉个人发展自由。
而欧洲启蒙运动以来，个人的自由和平等，都是不容侵犯的人权。现代主流文明的精神，就在尊重这些个人的权利。每一个个人，具有天赋人权；这是基督教教义很重要的部分，神爱众人，对每一个人都一样，所以神给每个人的权利，都不应当被另外一个人侵犯和剥夺。
就在这个基础上，现代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，才有立足之处。然而，如前文所说，一个民主国家，是由许多公民合议，经过合约的方式，共同组成的。这个公权力本身，代表了全体人民的意志。